切·格瓦拉传：游击队

    有的人奔波一生做了很多事情，有的人碌碌无为未着一笔，有的人在等待中坚持一个信念，有的人在挫折中实践唯一的信念……

    号称爱他的人很多，曾经千千万，曾经人们急切把他的挂在胸前背后，生怕有什么不符的地方被人嘲笑。在这样热情的期待中，人们昏昏欲睡应付了这样一部电影，然后说太失望了，就算给自己曾经荷尔蒙冲动画上一个虚伪的句号。
    时尚找到他，铺天盖地，在他走过的阳光大道旁边的羊肠小道上越偏越远。有人说这是切的悲哀，我说切一直昂然屹立在阳光的方向，只是这个浮躁的时代给他穿上这样那样的花花绿绿，而浮躁的人们同样的虚伪，如浮萍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在抱怨自己流离的追逐而一无所获后，从未追问自己的信念是什么。这不是切的悲哀，是人们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
  
    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流水一般的纪实如陈年老酒，从浓郁的美洲弥漫到我的小房间直至心房。
    电影让我产生了幻觉，本尼西奥•德尔•托罗已经不是本尼西奥•德尔•托罗，明明就是切，雪茄、气喘、简短的话语、坚定的眼神。

    说自己是理想主义不难，做理想主义也不是那么难，难的是一辈子的坚持。当革命来临的时候，我们会随着洪流一直走下去，或者我们怀抱理想，一路披荆斩棘终于收获胜利，于是我们安然自得的躺在胜利的成果上享受荣华富贵，认为这是应得的，于是忘记了当初的理性，于是抛弃了理想主义，于是豪言壮语也成了过眼云烟。
    切取得了古巴革命的胜利，抛弃的不是信念、理想，抛弃的是胜利这个容易上瘾的毒品，拿起枪继续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行。

    理想虚无如空气，坚持或放弃存乎一念，没有什么惊心动魄，只是一件简单是事情。

    任正非退役后，开办了华为，将华为打造成一只饥渴的狼，在国内夺城掠地，成为显然的老大，名声鹊起。然而任正非没有就此停步，时时疾呼“冬天来了”，时时刻刻打好行军包继续前行，跨出国门，从亚洲、非洲、拉美到欧洲再到美国……
    
    理想主义从未过时。

    我是个后知后觉的人，但还是庸俗的在潮流的尾巴上认识切，开始也不过将其当做一个时尚的符号，虽没有将他挂在胸前背后，却将一个发黄的军旅黄布包从大一背到大三。随着逐渐深入了解，切慢慢深入我心。当人们逐渐忘却的时候，心逐渐老去的我却想穿上有你头像的T桖表达信念。
   
    有的人以为传奇应当是不平凡的活着，而你却用纯粹朴素执着追求理想谱写传奇
    有的人活着却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

来自一支武汉的乐队 愤怒的狗眼

格瓦拉

我听见他的笑声“切-切”
在波利维亚的山谷里
开枪吧，胆小鬼，你打死的是一个男子汉
格瓦拉，因世人的罪而死
但并不是唯一的牺牲品
我父母为了那个伟大的荒谬
正充当着凶手
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停止谋杀
我们都是谋杀者
我们享受着凶手的安逸
就像从剧院中走出一样
我们陡然轻松然后回家
嘿，我们在绝对安全的地方谈论着这场革命
我们把手插在口袋里前进
我们只是一个酷爱他的观众
也许我们还能再做多一些
但我们无法改变这一切

看这电影之前，只知道切就是无数人T恤上的一个头像，对于其经历一无所知。看了电影之后，对切的认识依然仅仅只是一个大致的了解。

切之所以被后人记住，不是在于他对队伍战略战术上有多正确的领导，也不在于他取得了多大的胜利。而是因为其信念的坚定、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纯粹。上部中在古巴的斗争也没有出古巴革命领导者的“运筹帷幄、高屋建瓴”，下部中的游击斗争就更不要说了。从电影中也可以看出切在当时其实是没有什么号召力的，不然不会只有那么几十个人跟着他打游击。这也许就是其悲剧性的结局的根本原因吧。不过正是因为这个结局的悲剧性，才彰显了切作为个体的人的伟大。

    他是一个阿根廷大夫。在墨西哥听从了一个古巴演说家的鼓动一同来到了那个前途未卜的加勒比岛国。拖着哮喘的身子，他完成了革命。如果故事这样结尾，那也之和千万个国家里发生的千万次政权更替没什么两样。革命，然后权利再分配。
    然而他却在大权在握的时候放弃了一切去了委内瑞拉，强迫着那里受压迫的人民接受古巴模式。虽然古巴革命的成功并非偶然，但是玻利维亚的失败确是必然，毕竟古巴革命的领导者是一群古巴人和一个阿根廷人，而玻利维亚的土地上却是一个阿根廷人和一群古巴人在努力。切想用同样的方法解放不同国家的尝试屡屡碰壁，一则是当地民众很难相信一个非本国力量组织的革命，二则政府也可以借鉴古巴革命中当局的失败经验对付游击队。没有群众基础又没有隐蔽性，游击队式的胜利是难以维持的。
    当哮喘再次的降临在丛林中革命者身上时，古巴的革命伙伴们正在享受革命的果实。我们无法探知切坚持在各国革命的真实意图，无法追寻他的信念之源，但当他的血染红异乡的土地时，他不愧为南美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
    影片的最后，切在去古巴的船上远远看着卡斯特罗，作为一个外国人，就算是同生共死的并肩厮杀，或许也始终无法真正进入古巴人的圈里。革命，也许只是切追求自我实现的方式吧。
    所以切，到了天堂你也会继续革命吧。

2003年的夏天，我四处搜求，终于买到了一只印着那只著名头像的帆布背包。有一次背着它坐公车时，听到旁边有个少年问身边的女生：“知道他是谁吗？”女生答曰不知。他便解释：“他叫格瓦拉，唱摇滚的，可出名了。”

这结论情有可原。我还在卖这个包的店里买了一件科本的T恤。那里还有列侬、滚石等一众图案，只是没有迪伦。一度成了我的老大遗憾。那几年切突然加入了摇滚明星的行列，和张广天、黄纪苏的《切·格瓦拉》多少有点关系。此剧“被评为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之后，就听说这两位主创都上山投奔某乡去了。这部伟大的“史诗剧”也许便是投名状。

现在我已经明白，消费是最无力的表白，占有一个符号和物件说到底是钱的事，与理想主义什么的风马牛不相及。喊口号相比之下更牛一点，前提是得有人听。当把电影拍到上下两集的时候，想让人听就有点困难了。

《阿根廷》采用的是索德伯格比较擅长的“多线交叉”法，把1964年格瓦拉前往联合国发言的美国之旅和1955～1959年的古巴革命交替穿插起来。前者采用黑白影像，后者用彩色影像，都采用大量手提摄影，带有浓重的仿纪录片色彩。二者的交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文”效果。黑白部分中格瓦拉接受采访时的陈述，变成了彩色部分中战斗场景的画外音，似乎成为他对过去战争岁月的一种解读；而彩色部分中的游击生活，对黑白部分中格瓦拉在联大的讲话，尤其是他对拉美国家代表的反驳，也形成了一种背景的投射——革命果实是用他亲历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他有权用任何方式去捍卫它。他在采访中恍若独白的那些回答：关于革命、信仰、人性等等，与画面中他在游击队员中间的表现并行，巧妙地让观众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这种“格瓦拉谈格瓦拉”的效果。

这也是为何我更喜欢《阿根廷》的原因。单从影像文本上看，索德伯格已经达到了目的，制造出了其实并不乏疑点的真实感。但这种真实又不是那种“纪录片”式的真实。实际的《阿根廷》看起来更像一场梦幻：黑白部分中屡屡出现对格瓦拉面部的特写，各种角度的强烈光线对比画面，而彩色部分中很少有他的近景镜头，表情也大多被军帽的阴影所遮盖，只有当他戴上那顶著名的贝雷帽之后，才更多地露出了面孔。炎热的丛林、翠绿的玉米地不断忽然切换到纽约的黑白都市。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膜与距离，正像革命的胜利一般不可思议。然而切就游走在它们当中。我们看不透他，正如他也看不透它们。想找到他的哪一句话是真实的，哪一句是泛泛的敷衍，并不比从那场已经被“日常化”的革命中找到决定胜利的一次交火更容易。

观众就是在这些幻觉中看到了神话的“常人版”：一个携带着沉重的哮喘穿行于丛林的病人，一个总惦记着教新兵们读书写字的“战地知识分子”，一个像小学老师一样解决战士告状的“教导员”，一个坚决处决祸害百姓的逃兵的“铁面法官”。甚至是一个无异议无条件接受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有人事调动的“忠诚战士”。这仍然是一种耳熟能详的英雄套路。只是在索德伯格的加工之下，狗血被影像的叙述稀释掉了。而摄影机也根本不让人看清他的表情。它只要观众知道，切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些对他都是非常自然的表现。就完了。那些模糊、沉思、捉摸不定，只在黑白世界里闪现而过。那时，他已经不在革命当中。

革命缔造了神话，革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在影片的结尾，补全了开头两位未来领袖在阳台上的对话。之前卡斯特罗问：“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有点疯狂是好事。”而两个多钟头后，观众才看到之后切告诉他，自己要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继续“解放全南美”。卡斯特罗的回答是：“你也疯了。”

等到《游击队》的开场，已经是1965年。正好砍掉了切“建设和平年代”的那段历史。很明显的避重就轻。但此间古巴高层的某些“内幕”，恐怕只在唯一的知情人卡斯特罗那颗83岁的大脑里存着，外人是搞不到手了。牛人如CIA，也只能根据M主义政党的某些习性来玩推理，以为切和托洛茨基一样，已经被自家的老大清洗，告别信什么的，全是伪造品。幸而最后切又现身在刚果，给美帝国主义的谣言以致命的反击。那时，他已经告别了地球人的常识。

从形式上说，《游击队》是部“正常”的电影。中规中矩，按时间顺序讲完了切在玻利维亚的三百多天。从化装入境、组织队伍，到转战密林，最终覆灭。当情节变得残酷时，往往给人的感觉才更加真实。因为“胜利叙事”的套路正在被一次次的失败证明并非定理——同样的宣传美好未来，为村民施医送药，不动百姓一针一线，却无法打消那些木讷的面孔上疑虑和恐惧的神色，更无法让他们跋山涉水地前来投奔。相反，他们报之以说谎和出卖，直至围观了英雄被处决。

切还是那个切。他拖着沉重的哮喘，读着书，解决战士之间的纷争，坚强而公正。但在完全相反的境况面前，他的力量显得越来越疲弱。其实并不是他在变弱，而是现实在变强。这时观众才能感受到，所谓的传奇之光环，不过是被胜利的结局涂抹上的虚饰。同样的举止，在收不到积极效果的情况下，就不再那么高大了。反而有些“形式主义”。因此，请不要相信什么过程比结果重要。对每一个追随切的人来说，与民众一起欢庆胜利、开着吉普车进军哈瓦那，和饥寒交迫、带着感染的伤口行军，没有任何防备地死在某个鸟不拉屎的小镇上，根本不是一回事。就是这同一个人，前者让你觉得他无所不能，而后者让你疑心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缔造神话，只有胜利的革命才是一个神话。

所以，切和所有的人一样，只是一个人，他生命的结局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无须再用“暴躁”、“滥杀”这些更戏剧性的东西来突出这个性格的矛盾复杂。即使他简单到只是一条线，这条线仍然不可能是笔直的。因为他是在一个如此高低起伏不平的世界上行走。密林可以是胜利的摇篮，也可以是迷失的绝路。至少，还原如此残酷的游击生涯打破了那些关于“追求浪漫”的传闻：谁能觉得这种生活是浪漫的？

我有时怀疑他也是中了玻利瓦尔的毒。那位南美的“解放者”一气解放了五、六个国家，其间付出了不计成本的代价。而那些被他解放的人，无法接受他的“拉美合众国”设想，终于变成了他的敌人，甚至想暗杀他。切的区别，是只在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就被干掉了。帮助一个国家赶走殖民地总督，和帮助一个国家推翻现有的政府再换一个，毕竟是两回事。后者注定不会被所有的人视为“解放”。玻利维亚，这个用“解放者”的名字命名的国家，毫不客气地成了新梦想者的葬身之地。

《游击队》的结尾也用了一次回溯，这次是切和卡斯特罗一起乘船驶向“革命道路”的那段镜头。历史回到了起点，胜负未卜，前面可能是神话，也可能不是。两个“疯人”面对着苍茫大海，沉默无语中带些忐忑和茫然之意。他们都只是人。

一个比另一个多活了44年，而已。

1
当年轻的切格瓦拉从阿根廷进入古巴，投奔卡斯特罗的7.26运动阵营时

他只是被安排在后勤部队里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军医

人们都亲切的叫他“埃内斯特医生”

他却带着标志性的微笑，不厌其烦的更正“我不是医生，我是个战士”

他，总是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他在山区挑选可加入游击队的农民，没有挑选三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却选了一个妇女和两个16岁的孩子

因为只有他们三人会识字，能阅读，

切格瓦拉说“我们在山上不只是打仗，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不会识字阅读，就容易被人蒙蔽”

他，总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

甚至在与巴蒂斯塔的政府军交火最猛烈的日子，他也带着一本歌德传，停火时就靠在树荫下阅读

他，总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灵魂

他从不抢掠粮食和女人，就算在游击队最饥饿的时候，他用钱去向当地农民买牛奶

当农民害怕被盖上支持叛军的名目而不肯收钱，只是让他把牛牵走，他却毅然两手空空走了

既然对方不愿意，那么就做不成生意交易，虽然他身后有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

他尊重了别人，也尊重了自己，尊重了作为一个军人的尊严

他，总是知道自己的队伍是军人，从来不是强盗

 在获得在哈瓦那的最终胜利后，切格瓦拉于1965年，给卡斯特罗留下一封信，

辞去高官职位，放下开国元勋可享有的一切待遇，然后远赴玻利维亚，继续战斗，继续无尽的游击战

他从没忘记向世界解释“我不是医生，我是个战士”

切格瓦拉之所以那么的吸引人，完全在于其本人，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

从不迷惑，如此坚定

多么美丽的灵魂

2
记得威廉华莱士上断头台前说过

“必须有一个人用死，才能唤醒千千万万人”

人类中总是有人，把自己的死看得极度透彻，看透所谓死的意义

例如逾越节前的耶稣，还有1963年越南西贡街头的释广德

人类历史上，站在当局的立场来看，最最愚蠢的处决，有三宗

处死耶稣，刺杀甘地，枪决切格瓦拉

对于刽子手来说，与其说主动屠杀了他们的肉体，倒不如说，被他们强烈的意志吸引着，

却帮助完成了他们理想道路上最伟大的一部分--用死来影响后世的千千万万人

有什么比圣贤与领袖的死，更强烈的冲击旁观者的心灵呢？

愚蠢人希望从世上抹去他们的肉体，可结束对他们的恐惧，却现实却令人讽刺的适得其反

3
切格瓦拉有两张照片最广为流传

 一张是阿尔贝托·科尔达拍摄的头戴贝雷帽的照片

 一张是弗雷迪·阿尔波塔拍下的，他去世时的照片

两张都极其耐人寻味

第一张目光坚定，被誉为“最伟大的游击队员”，被后世的摇滚界发展成一种标志

第二张中的切格瓦拉，逝去得如此安详，骨瘦如柴，头发蓬乱

对于这张“切格瓦拉之死”，评价得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玻利维亚当地的一名修女

她不知道军队为何交火，也不知道被枪决的是什么人物

在目睹切格瓦拉的尸体被抬出时，她说

“这个人死去了，看上去好似耶稣”